崔健－妞妞访谈录（把自己拔得像杨澜似的）

妞妞

记者：你是什么血型？
崔健：保密，原来我一直认为的血型，后来不是。
记者：我猜你是O型。除了音乐你还有什么爱好？
崔健（摸着头）这...这得好好想想...挺难说的。
记者：你拍过电影呀。
崔健：那个电影不是我的电影，我对电影到是很感兴趣的。但拍电影和制作电影是两个概念。
记者：你觉得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三个地方哪里比较适合摇滚？
崔健：上海？上海有摇滚吗？我还不知道。如果说有，上海的摇滚乐就是大学生音乐，歌迷到是有一些。广州非常好，广州因为有王磊，有王磊是广州人的福气。
记者：我是时尚记者，自然要提关于时尚的问题，我想知道，你唱《一无所有》时代时是穿军装上台的，现在你上台会穿什么上台呢？
崔健：当时穿军装是因为没有别的衣服穿。我不喜欢穿得时尚，我觉得时尚的东西是销售出来的，我不愿意成为消费品的“托儿”。所以我才穿军装。因为军装那个时候适合我。我现在穿的衣服就是自己设计的，我觉得它不是时尚，因为它不是产品。
记者：这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？（诧异）
崔健：是的，这是独个一件的。这是设计师按我的要求做的。
记者：那你还是时尚的呀！
崔健：现在的时尚概念是销售出来的，它没有销售呀。
记者：你能让设计师给你定制衣服，这本身就是时尚。
崔健（想了一会儿）时尚它是一个群体概念，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才是时尚的。一个人喜欢的不叫时尚。这个衣服我一个人喜欢，就不是时尚。

记者；在文学界你的才华是公认的了，你在美术方面呢？你画画吗？
崔健：我不懂，但我很关心美术界。因为我觉得和他们有共通的地方，美术、电影、和音乐人在内心里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们都是要创作的。创作的概念对我来说就是：当你没有办法了，后来又有办法了，这个过程就是创作。你要老是有办法，那就不叫创作了。艺术家对某种东西有困惑，去找解决的办法的时候，和音乐人是一样的，所以沟通起来容易些。不过，纯美术的我不懂。
记者：早期摇滚，在我的概念里就是发泄，你现在还需要发泄吗？
崔健：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吧。你只要喝水就一定要发泄。
记者：一般你创作是先有曲还是先有词？
崔健：我自己有一套制作系统，严格地讲是创作设备、也叫作曲设备。有了这些设备，现在的创作和过去的就是不一样的创作方式。也就是先有了动机，后有了旋律、想法、甚至题目，正好反过来了。
记者：《一无所有》当时是怎麽样的顺序呢？
崔健：《一无所有》当时是先写了歌，再写了词，最后取的名。
记者：《花房姑娘》呢？
崔健：《花房姑娘》是唯一的几首先有词的歌。
记者：这不影响你的创作习惯？
崔健：不影响。但其实大部分的歌是先有了动机，先出了音乐，先出了节奏的。
记者：摇滚在国外和在中国的际遇是不是很不一样？
崔健：在中国难一点。我觉得西方的商业机制是完全能够使音乐家和观众的关系非常自然，非常公平。而在中国是：羊毛出在牛身上，狼毛出在羊身上，就是羊毛不出在羊身上。中国的商业机制甚至还没有接近西方的机制。但我相信以后会好点儿的。
记者：我问个题外话，你最讨厌什么样的记者？
崔健：（崔健和大家都笑起来）我最讨厌的记者是：他问完我问题后不让我看着他，而是让我看着镜头说。
记者：现在你可以一直看着我。
崔健：（脸有点红，看着左右继续说）：他们让我看着镜头长篇大论，我觉得非常痛苦。还有一种记者是，他给你一个概念，让你对号入坐，他不让你跳出去，你必须要按着他的思维那样回答。（无可奈何状）

记者：你对车有什么时尚看法？（使劲往时尚扯，但好像他没有感到痛苦）
崔健：我觉得在中国开车，车就是一个装饰品，车已经不是工具了。
记者：但你没有车在北京根本动不了。
崔健：对呀！我们讲时尚的车概念。其实按道理车只要能跑得动就行了。
记者：也就是说，你不在乎车的品牌？
崔健：但我也在乎。到目前为止我还在乎。因为车越来越不是交通工具了。车越来越像服装了，按道理说，你穿服装根本不需要穿名牌，穿暖就得了呗，现在车的道理就是这样。

记者：这次新的专辑和当年的《一无所有》时代在创作上有什么不同？
崔健：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“抽象式的反叛、浪漫式的反叛和现实性的反叛”
记者：不再“愤青”？
崔健：那时候表现出来的是：一愤怒就一走了之，或说一些话让大家都听着。我现在是：说一句话不走，还看着人家“你怎麽着我吧！”。这样肯定很多人不喜欢。
记者：你的东西我始终喜欢。
崔健：现在的作品比较具体，原来是大炮，现在是刺刀，现在只能挑一个小局部，是一个步兵和一个炮兵的区别。我觉得还是步兵过瘾。
记者：你曾经在丽江雪山音乐节上抨击过中央台的《同一首歌》，你现在还坚持抨击吗？
崔健：我现在还抨击！我希望它越官章越好，它的官章和中国文化事业成反比。

记者：如果有手机营运商把你的作品下载作为商品你会同意吗？
崔健：我会同意。我认为有三种状态，创作、制作和销售。第三种是我控制不了的。因为作品成为商品的时候已不受我控制了，和我也没有什么具体关系了。
记者：做广告呢？如果让你拍广告？
崔健：拍广告我会小心的。广告的形式有很多种。代言人形式和音乐会赞助形式完全是两个概念。我希望商家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，同时我们又能对我们的音乐事业有正面的宣传，并不是消极的宣传。我是会很小心的。会因事而论的。

记者：刚才已经有很多电视台和报纸让你说贺词了，我也想请你说，但心里又过意不去。不过我想问你，你看过广东卫视吗？
崔健：北京没有。
记者：北京有！你看过这个标志吗？（指着我手中的麦克标志）
崔健：（仔细辨认）那我没有看过。
记者：我是广东卫视《时尚放送》记者，你对我们的观众说些话好吗？（领导的任务要完成）
崔健：好！（他整理了一下情绪）：“时尚....放送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...”。把手摆了一下说“再来一遍”：《时尚放送》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，我是崔健！希望摇滚乐成为时尚！
记者：（很感动地和崔健握手）谢谢你，你这句话说得真好。

2003.12.17

沧海一笑

     呵呵，原来妞妞使出吃奶的力气挤逼老崔来着···

     我跟老崔打过几次交道：

     1、1991年冬，老崔带乐队来我这儿演出，在体育馆。当时他的键盘是臧天朔，吉他是艾迪，贝司是刘君利，打击是丹麦人徐臣桦（MARK），鼓手是刘效松。他唱了21首歌
，我跟着唱了19首，而且边唱边想起89年在北京买他的第一盒专辑磁带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时的情景，当然还有他在广场上的演出···演出完后，我在后台跟老崔聊了聊，还掏出那盘磁带给他看···

     2、1995年底，他带乐队来我这儿演出，我和一些同行对他做INTERVIEW，结果其他几个附庸“时尚”的同行既对他不了解也对他做的音乐不了解，只有我跟他谈得比较投机。后来去他们乐队住的酒店，他的蒙古大鼓乐手巴特尔在洗头，老崔干脆半哄半逼地用剃刀把个蒙古大汉剃成了秃瓢···

     3、1999年11月，在北京农展馆附近，刘元当老板的CD CAFE，第7届北京爵士音乐节开幕式在那里举办，开幕式后还有美国DAVID SANCHEZ爵士六重奏以及一支非常年轻的丹麦三重奏的演出（刘元原本打算带自己的“刘元乐队”压轴演的，但临时怯场了）。在那里我巧遇了老崔和他乐队的打击乐手贝贝（武衡）、贝司手张岭、吉他手艾迪以及刘效松等几位。老崔一直对JAZZ很有兴趣，94年看美国BRECKERS（RANDY BRECKER，MICHAEL BRECKER）兄弟乐队演出的时候就被“镇”了一回，连说“咱们中国人不用玩了”。他自己偶尔也在北京的爵士乐队里客串小号和次中音号。开幕式开始前我跟他畅谈了很久，说到中国乐队的演出水准，他只能叹气。

     4、2000年，老崔和田震搭伴儿来我这儿演出，地点在体育馆，他们住在酒店。我跟老田也是老朋友了，所以去她住的房间跟她以及张卫宁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到LOBBY会已经去深圳发展的几个本地乐队的朋友。在LOBBY瞎聊的时候，老崔、老田和卫宁都下来了，都坐在沙发上聊起来。跟老崔聊着聊着，忽然我俩就莫名其妙地打起赌来，话题是关于WYNTON MARSALIS（美国黑人，古典与爵士小号手）、BRANFORD MARSALIS（次中音萨克斯手）两人究竟谁是兄谁是弟···我当然一口咬定BRANFORD是兄而WYNTON是弟，但老崔却嘴硬得很，非说BRANFORD是弟不可，而且死不改口。结果到了饭桌上，我跟老崔、刘元、张岭、贝贝他们一桌，就叫他们几位质证，结果当然他们证明说我说的是对的。老崔半信半疑，总之还是不大服气，说：“除非你能拿些什么确切的证据来证明，否则我还是不信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我会找一些资料寄给你看看！”······呵呵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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妞妞

牛B 你

TOM

2000年和1991年（没记错吧？）老崔的广州演唱会我都去了。后来的那次已远没有当年的激情了，坐在那儿出奇的平静，老崔的新歌都不熟，也不好听，老歌也觉得没以前唱得好。旁边的好友拿出打火机，说：“我们再重温一次。”点了一会，我就在想，KAO，怎么这么烫手啊，拿不住，哎哟...... 不知道是谁在变，还是都在变。